在中国戏曲百花齐放的璀璨图景中，白剧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独具特色的表演风格和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作为少数民族剧种中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剧种，白剧一直在继承传统中推陈出新，始终在探索少数民族剧种的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表达。2025年，由大理州白剧团创作演出的现代白剧《苍洱云归处》精彩上演。该作品以大理白族村落“董家台”为微观切口，聚焦现代社会发展中乡村振兴等重要问题，通过主人公袁高翔的人生起伏引起我们思考“何为理想生活”的哲学问题。该剧剧本曾入选中国戏剧家协会曹禺戏剧文学讲师团改稿会，获得过“金孔雀中国民族戏剧”2024年度优秀作品评选戏曲类“优佳”剧本作品荣誉，成为当代少数民族戏剧表达现代题材创作的成功范例。

根脉归乡：身份执念的消解与乡土认同的重构

《苍洱云归处》以白族农村青年“袁高翔”为故事主人公，赋予其“凤凰男”的典型困境与“农村知识分子”的启蒙焦虑。在袁高翔经历“身份挣扎——绝境觉醒——重建认同”的人生变化后，终于完成对“农民的儿子”这一身份执念的消解和对乡土的重构。

首先来看袁高翔的身份构建，从开始决定报考农业大学的少年，到受人资助出国的留学生，到跨国公司“小主管”，再到最后被解职的“袁总”。袁高翔的称呼一再变化，但袁高翔有一个始终想丢掉却“如影随形”的身份——农民的儿子。当外界“您父亲的职业是农民”“一个农民懂什么规划！”“我建议请资助你上学寄宿家庭的安娜小姐好好矫正你那可怜的英文发音”“安娜对你到底是爱情，还是怜悯？”等声音如洪水般袭来，袁高翔内心深处的自卑情绪瞬间涌出。“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这句简单的话道出了袁高翔的无奈与无法掩饰的自卑，他想要丢弃“农民的儿子”这顶帽子，却始终在外界与内心的碰撞中挣扎，以至于始终追求“扬眉吐气”。袁高翔回到董家台的心情是复杂的，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家乡，袁高翔期盼以“袁总”的身份与家人、乡亲们见面，但见到“少小遮顶的房檐这般矮”，才发觉“横冲直闯的天地难转身”，由此感叹“生我养我竟是这样的小山村！霎时爱恨情难忍”。而这句感叹，也正是袁高翔十多年对“成功人士”身份幻想的崩塌，预示着必将有一次自我清算和涅槃重生的到来。

其次，在袁高翔悲喜相交的基础上，编剧引入了袁高翔人生中的三次打击来推动情节发展。一心追求“资本”的袁高翔，一连遇到了“集团解职、资金断流、情感受挫”三重打击，使得袁高翔“霹雳撕心裂，无语泪滔滔！”，十多年的“精英伪装”在这一刻轰然倒塌，袁高翔通过“为什么有人轻而易举享乐道，为什么寒门出头路迢迢”等七个“为什么”向苍天控诉，他在怒斥上天的不公，最终，无力回天的袁高翔最终在“袁高翔服输了！酸多依装什么水蜜桃，野草妄想千丈高！”的悲痛中放下了二十多年来对资本的狂热追求，也标志着对“立志挣命脱农袍”执念的崩塌。

而后，编剧巧妙地设计了“秧田中的涅槃”这一场景，为袁高翔的觉醒提供现实舞台。当“脱鞋除袜下水田”，老袁叔拉着袁高翔走进了秧田，钻心刺骨的春水和划足的石砾让袁高翔终于醒悟了：“莫道卑躬不进取，退后原本是向前！”，袁高翔醒了，他终于懂得了乡土的作用，恍惚间，少年高翔的身影也出现在了秧田中，父亲“树高千丈远，根在土地间”的教诲让袁高翔幡然醒悟，懂得了“天地无时不转圜。”的道理，这一次，袁高翔终于不再丢弃自己的“农民”身份，而是在农民身份里重拾了人生的意义。这一次，袁高翔也在秧田里完成了对乡土认知的重建，从开篇里“一辈子再也不踩这块泥巴地”的决绝，到结尾中“我是农民的儿子！董家台，袁高翔回来啦”的笃定，凸显出袁高翔身份认同的彻底转变，这种转变，并非是袁高翔放弃国外的工作，乖乖回到家乡当起农民，而是以不同的目光去审视资本的力量，并将其转化为乡村建设的一环，通过整合乡村资源成立农产文旅联盟，用现代思维激活乡土的价值，成为“新农人”，完成了“农民”身份的重构。

伦理重构：资本浪潮中“人与乡土”的哲学思辨

白剧《苍洱云归处》以董家台农产文旅联盟挂牌仪式收束全剧，更以充满白族风情的栽秧会为董家台的乡村振兴事业提供了新的叙事舞台。然而，当我们回溯袁高翔此前以资本打造项目的惨败结局，便不由得追问：失败与成功的关键究竟何在？答案就藏在人与乡土的关系之中：当资本功利性开发与乡土“人不哄地，地就不哄人”的冲突，不仅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核心动力，更将我们引向一场关于“乡土与现代”如何共生的哲学思考。

在《苍洱云归处》中，袁高翔试图以资本的投资方式建设农业文旅项目，其核心是用“各家各户出土地，以地入股吃利息”的方式，形成“家家持股、人人分利”的商业模式。就如图剧中出现的AR眼镜一样，将“田畴屋舍万草千花游人涌”的虚拟场景展现在乡亲们眼前，而这样的“奇幻画面”恰恰是凌驾于乡土上的虚拟场景，是资本对于乡土的功利性包装，忽视了乡土所蕴含的文化肌理，从而资本与乡土产生了强烈的碰撞，导致袁高翔的项目以失败告终。

反观乡土对董家台的意义，不仅仅是生存的一片土地，更是董家台白族村民们农耕伦理的文化载体。董家台的土地上生长着谷物，寄托着村民们“土地涌钱财”的美好愿景，更蕴含着“春种秋收、顺应天时”的生存智慧，传承着“邻里互帮、守望相助”的处世准则。在剧中，庄重的白族开秧门仪式、松毛铺地、本主崇拜等民俗展现了白族人民对于自然、生态、生命的尊重与感恩，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具体体现与映照。

再看《苍洱云归处》中袁高翔最终的归宿。袁高翔放弃了国外的工作与生活，变卖国外资产将资金全部入股董家台。袁高翔再也不追求“跨国集团高管”的美好生活，而是回到董家台做起了“新农人”。与原来用资本包装董家台不同的是，袁高翔以乡村的肌理为基础，融入“电商直播”等现代化营销方式，在乡土里创造出新的发展模式，既保留了乡土的原生状态，又赋予了乡土新的时代意义。这里面伦理重构，并不是反抗“资本”，更不是拒绝“现代化”，而是让资本和现代技术服务于乡土，让乡土自己长出“现代性”。《苍洱云归处》中，华侨安娜将虚拟数字建模与乡村实景结合，村官夏小可利用直播赋能农产销售，都是“现代性服务于乡土”的例证，最终实现了乡土与现代性之间的平衡。

古戏新唱：少数民族剧种的当代表达与积极回应

白剧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剧种，说其古老，是因为其主要源流吹吹腔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讲其年轻，是因为白剧的剧种确立才不过六十多年时间，这种“古”与“新”的双重特质，让白剧既有悠久的戏剧传统，传承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又有拥抱时代的广阔胸怀，能以少数民族戏剧的独有方式回应时代命题。

白剧《苍洱云归处》承袭了白剧的优秀艺术传统，吸收了优秀的白族民间文化。在唱腔和音乐方面，作曲巧妙地运用了四次白族唢呐：一是大幕初起，以开秧门热烈的气氛展现白族人民愉快的田间劳作，使观众目光聚焦于舞台上；二是在少年袁高翔与父亲老袁叔之间的争吵过后，如泣如诉的唢呐声衬托出少年袁高翔的决绝与老袁叔对儿子的愧疚；三是在袁高翔遭遇困境时，伴随唢呐声，老袁叔拉着袁高翔一步步走向秧田，脱下鞋袜，感受刺骨的春水和划脚的足砾，暗示从此袁高翔迎来人生蜕变；四是开秧门仪式上，身着白族服装的袁高翔终于舍弃了华而不实的“精英梦”，在董家台的乡土里寻找到了新的人生意义与价值，嘹亮的唢呐起到升华主题的作用。而三次白族调的使用也各有侧重：有时以欢快的旋律展现美丽富饶的董家台景象，有时以娓娓道来的曲调体现父子间的温情对话，或是最后收束之时以舒缓达情，暗含着袁高翔获得新的人生认识，董家台也迎来新的发展。除了唢呐和白族调之外，舞台表演中融入的“栽秧舞”“力格高舞”“霸王鞭八角鼓”均是白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唾沫星星压秤砣，巧嘴树上哄下过雀。要不是怕你陪不住，本主老爷也能请来坐几桌！”运用白族民间语言的独特审美，体现了白族人民风趣幽默、乐观向上的民族性格。这些传统白族文化的运用，不仅是整台剧目文化内涵的体现，更是戏剧人物的情感表达与剧种特色的文化标识，让剧情浸润在白族文化氛围中，推动着剧情不断发展。

现代文化与科技手段的融入，使《苍洱云归处》更具现代性。在作品选材上，编剧聚焦 “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直播电商”“AR 技术” 等当代热点话题，打破白剧对传统历史题材的演出束缚，直面社会中当代乡村发展过程性中所遇到的困境，从而创新性的探索出以少数民族戏剧讲述当代故事的先例。剧目中的“country bumpkin（乡巴佬）”等英语词汇的使用，将“传统”与“当代”的选题放置于眼前，舞台上出现的无人机、平衡车、AR 眼镜、直播屏幕等现代道具，不仅丰富了舞台视觉效果，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所在。

总的来看，《苍洱云归处》以少数民族戏剧的形式讲述白族乡村“董家台”的故事，让本主崇拜、农耕民俗等白族文化通过少数民族戏剧的形式进一步传播，发挥“以歌舞演故事”的戏剧特点，突显少数民族戏剧承载的民族文化与精神价值观。通过以大理白族村落“董家台”为微观切口，从袁高翔的人物命运对当代乡村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和心理困难进行解读，对当代乡村的转型与发展进行关照，并阐释乡村振兴的核心不在“留与走”，而在如何让土地成为“生长希望的云端”。

乡土不“土”：厚重而深沉的精神原乡

当《苍洱云归处》以袁高翔“董家台，袁高翔回来啦!”的笃定落幕，我们不由得追问一个问题：乡土到底是什么？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乡土或许是泥泞的土路，是低矮的房屋；或许是靠天吃饭，靠地生活的艰难；或许是落后的观念，是狭窄的眼界。但在《苍洱云归处》中，乡土是董家台村民互帮互助，有抱怨却无恶意的温暖，是“土地能活五谷众生，就能活人！”的执着与坚强，是“人不哄地，地就不哄人”的朴素哲理，也是袁高翔最终扔掉幻想，找回自己的土壤。乡土从不“土气”，相反，它承载着人们最纯真的生存智慧、最深厚的情感联系与最鲜活的民族文化，它是生养生命、滋润品格的精神沃土， 更是“心安之处” 的精神原乡。

顺着这一个认识，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苍洱云归处》中的“归”，“归”的到底是什么？袁高翔的“归”，一是物理距离上的归乡，是变卖美国资产，回到家乡创业的“归”；二是袁高翔心灵深处的“归”。袁高翔的回归，并不是逃避人生中的困难，而是在人生的低谷中对自己的重新审视，更是对“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重新回答。在秧田里，十多年前“栽秧竞逐”的欢乐场景与十多年后“石砾划足”的幡然醒悟形成了巧妙的“场景互文”，前者是他对乡土奉献初心的起点，后者是他精神回归家乡的终点，袁高翔终于找回了十多年前那个脚踏泥土，一心想要学农业来振兴家乡的袁高翔；找回了那个不用刻意伪装，“自在天然”的袁高翔。而袁高翔的“归”再也不是退避，而是以更成熟的姿态，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处，重新定义“乡土”的生命意义。

九百多年前，诗人苏轼在黄州后偶遇从岭南流放归来的友人王巩及其侍妾柔奴，当苏轼问起柔奴岭南的风土如何时，柔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的从容应答，触动苏轼写下“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生命箴言。而对于《苍洱云归处》中的袁高翔来说，“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智慧仍然闪耀着光芒。这一次的回归，袁高翔脱下的是“外国公司高管”的西装，放下的是“脱农袍、攀高枝”的执念，而穿上的不仅是接地气的白族马褂，更是对“农民的儿子”这一身份的重新确认，是重新回顾乡土的坦然与自信。

白剧《苍洱云归处》展现的不仅是袁高翔这一个体的生命体验，更代表着当代社会中无数个“农民的儿子”所面临的抉择；这个名叫“董家台”的白族村庄，更是当今中国无数个农村的缩影。我们或许认为。是袁高翔这样的“新农人”救活了“董家台”这样的传统村庄，但在我看来，“董家台”这样的村庄也治愈了一个又一个的“袁高翔”。

在热闹的开秧门中，董家台的故事悄然落幕，但“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仍在继续，白剧的创新发展之路从未停歇。《苍洱云归处》用“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智慧告诉我们：乡土不是落后的代名词，它既是现代人的物理故乡，更是在外漂泊之人的“精神原乡”。同样，在《苍洱云归处》中，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白剧新生力量的发芽与长大，我们也见证了稀有少数民族剧种如何在时代浪潮中坚守剧种特色和创新剧种发展，我们更感恩所有台前幕后的白剧人为我们展现的感动与思考。我们也更加坚信，在一代又一代白剧人的坚守与努力下，白剧定能在苍山洱海间谱写出更加动人的时代篇章。

文/李源（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